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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江像刘儒学这样没房没地、以船为家的渔家数以万计,但渔民对上岸后生活没底

核心提示:他们长年以船为家,漂泊在水上,被称作“连家渔船”。随着渔业资源匮乏,水面捕捞的生活越来越艰辛。他们期待上岸,但岸上没有他们的土地和房屋。
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

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如火如荼之际,长江沿线14万多渔民多数却在为生计发愁。半月谈记者近期在沿江多个县市调研发现,渔民打鱼没钱、上岸没地,又难以享受低保、医保、养老保险以及各种惠农政策,是公共服务阳光难以照射到的角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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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12日,整理好渔网之后,丁文香夫妇划着小船,出发去捕鱼。

打鱼没钱,上岸无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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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一辈子鱼没赚到一间房,少的愁生计,老的忧养老

11月12日。上岸后的监利先锋渔场的渔民,男人从事养殖业,女人们给周边农民剥棉花,贴补家用。

湖北省石首市调关镇渔民刘儒学最担心两个孩子的婚姻问题,年仅45岁的他已是满头白发。“儿子20多岁了,家里没间房没块地,也没一分钱积蓄,找不到本地的媳妇,只能让他到外地打工碰碰运气。”

他们长年以船为家,漂泊在水上,被称作“连家渔船”。
随着渔业资源匮乏,水面捕捞的生活越来越艰辛。他们期待上岸,但岸上没有他们的土地和房屋。
据统计,我国内陆水域有“连家渔船”7.1万户,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流域。其中荆州段渔民聚集区,约有数千户。
近年来,国家出台了系列惠民政策和措施,但在部分地区,“连家渔船”因非农户口而难以享受到。而在几次的上岸工程中,部分连家渔船被遗忘。
他们期待着政策和资金的支持,早日弃捕上岸。
湖北段长江数千户渔民欲弃渔上岸生活,缺乏政策支持,面临无土地和就业难题
早晨8点,湖北荆州监利县海事码头,笼罩在淡淡鱼腥味里。
丁文香的木船推开长江上的薄雾,缓缓靠岸。
3米长的船身里,散放着被褥和渔具。灶台支起在船头上。
这样的船,当地人称作“连家渔船”。这是渔民丁文香的家。或者说长江是他的家。
据新华社报道,我国内陆水域“连家渔船”渔民有7.1万户,约25.9万人。他们在大江大河、湖泊水库上生产生活,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流域。
随着长江渔业资源环境恶化及禁渔政策的实施,漂在水面、住在船里的生活,变得艰难。“连家渔船”上岸已是大势所趋。
丁文香所在的荆州段长江,横贯荆州全境,荆州所辖8个县市区均依江而立,其中监利和洪湖是两个最大的渔民聚集县。
在荆州长江段,散布着数千户和丁文香一样以船为家的渔民。
在水面,他们收入渐渐难以维持生计。若上岸,没有土地,没有其他生存技能。水面或岸上,进退两难。
水上的日子
微薄的雾气也会让渔民丁文香关节疼痛,能捕到的鱼不及过去一半了,日子变得艰难
船篷上蔫干的小刀鱼,是丁文香准备拿去市场卖的。
约10斤小刀鱼,能卖70元左右。可以让丁文香和妻子张美娥维持一星期的生活。
他原打算卖完鱼,顺带买点礼物去岸上看小外孙。不过妻子抱怨,猪肉涨到每斤12元,能够捕到的鱼却不及从前一半。丁文香放弃了。
8年前,他们的女儿不愿继续漂泊江上,嫁到了距江边约10里地的一个村子。
这与40多年前张美娥的选择不同。
1968年,丁文香划着小木船,去另一条渔船上接走了张美娥。在岸上摆过简单的酒席后,张美娥成为他的妻子,随他漂泊至今。
这些年,丁文香已渐渐不能忍受江面上的生活。
他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:即便微薄的雾气,关节也疼痛不已。
江面上可以捕捞的面积越来越小,捕捞时间也越来越短。因禁渔,原来每年6个月的作业时间,缩为三四个月。
捕鱼每月约有300元收入,他和妻子再无其他经济来源,勉强维持生活开支。
但面对上岸,丁文香心情复杂。没有房子,没有土地,一旦上岸,生活是未知数。
早在合作社时期,他所在的监利县将部分渔民划到非农户口范围。他们无法享受新农合等各项惠农政策。
丁文香其实错失过上岸的机会。
在上世纪80年代,荆州长江段沿江11个渔村,被纳入政府渔民安置工程中。
11月11日,荆州市渔政港监船检处副处长张频回忆,那一次安置主要帮助渔民解决户籍、宅基地及子女上学问题。因有国家财政支持,渔民安置后基本人人岸上有房。
但因工作开展不完善,有些连家渔船被遗漏,未列入安置范围。例如丁文香他们。
据荆州市渔政局今年统计的情况,目前整个荆州长江段,连家渔船在监利县有730户,洪湖市200多户,江陵县和公安县各有约30户。
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曾晓东了解的情况是,仅洪湖湖区范围,包括监利县和洪湖市两地,连家渔船有1100户左右。
曾晓东和这些渔民打交道已有20多年,“他们大多数几乎没有去过一天学校,相当多的人都很贫困。”
这些渔民与当地社会交流很少。他们大多都上了年纪,打鱼之外没有其他技能。曾晓东认为,从长远来看,他们必然离江上岸。
被“遗忘”的渔民
在安置补偿过程中,水面上的连家渔船被“遗忘”,如今在洪湖区域,这样的渔船千余户
本世纪荆州长江段渔民上岸工程,背景要追溯到2002年的禁渔政策。
这一年,农业部发布《关于在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渔制度的通知》,规定云南德钦县以下至长江河口的长江干流,汉江、岷江、嘉陵江、乌江、赤水河等一级通江支流及鄱阳湖区和洞庭湖区,为禁渔范围。禁渔时间为每年4月11日至6月30日。
荆州沿江8县区都在禁渔范围内。
对于禁渔,丁文香有些怨言。从长远来看禁渔有好处,但这意味着,渔船作业时间减少了3个月。
这个时期,荆州范围内另一个重要水域——洪湖湖区,也酝酿着一个重大变化。
上世纪90年代后,响应国家“保护渔业资源,帮助渔民转产转业”号召,荆州所管辖的洪湖市,利用53万亩天然水域优势,将部分渔民从捕捞业转移到了养殖业。
2004年,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曾晓东搭乘巡逻船驶入洪湖,昔日浪打浪已消失不见,取代的是无数竹竿构筑的养殖区域。
其中一组数据显示了洪湖当时危机:共有近40万亩的水域被用于养殖,占到整个湖区80%以上。连续3年出现了水华现象,局部水质一度达到了劣5类。天然捕捞业基本消失。
2005年,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文件,要求撤围除栏,成立湿地保护区,解决渔民转业等问题。
曾晓东称,湖北省财政分3年投入6959万,撤围栏和安置渔民。部分从事养殖业的渔民获得补偿。洪湖核心区19万亩不再允许捕捞。
在湖区变湿地的过程中,当时以捕捞为生的800户左右“连家渔船”没有享受到安置补偿,而其捕鱼作业范围又减少了19万亩。
“其实这部分渔民才是最需要帮助的。我们也很疑惑,为什么当时没有惠及连家渔船的政策。”曾晓东说。
杨贵英是这800户渔民中的一员。她在湖面上的家由一艘废弃的大船改装而成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她用打鱼积攒的3800元钱买下的。
今年洪湖水位一度上升,杨贵英没赚钱,反欠下约2000元债务。
至今日,洪湖上的连家渔船数量约1100户。他们与杨贵英面临同样困境。
11月16日,16岁的王琳坐在船头,手里捧着一本《知音》杂志,这是整条船上的唯一读物。她只读过一年书,杂志读起来很吃力。
一双银色耳环在阳光下闪亮。这是她一个月前搭乘货船行驶一个多小时后,到最近的码头买的。
她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,被问起,她羞涩一笑,说“不如帮爸爸妈妈打鱼好了”。
曾晓东回忆,洪湖撤围时,洪湖市人事局曾组织过一些针对渔民转业的培训,帮助他们弃渔从事其他职业。但渔民对上岸后生活没底,基本没人参与培训。
禁渔与生存的冲突
渔民杨贵英冒险去捕鱼,被没收了渔具和船。她了解禁渔的政策,但“不打鱼没吃的”
相比培训失利,更让曾晓东感觉沮丧的,是当地渔民与湿地管理局的矛盾,陷入一种怪圈。
随着捕捞水面减少和禁渔期出现,渔民会铤而走险去捕鱼,甚至在洪湖水域里设下“迷魂阵”。
“迷魂阵”是当地渔民对一种捕捞方法的称谓:将许多根竹竿依次排列水中,渔网挂在竹竿上,隐藏在水下,结成一片庞大的捕捞区域。
竹竿插入水面容易,拔出却十分困难。
每逢禁渔期,有不少渔民冒着被没收渔具和罚款的风险,设下“迷魂阵”。
仅去年,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处理“迷魂阵”花费就约15万元。
去年禁渔期内,杨贵英曾划着小木船到湖区碰运气。她正好被巡视的渔政人员撞到。念她生活困难,没罚款,但被没收渔网和船。这让她很是心疼了一阵。
她说,自己并非不理解禁渔规定,“但不打鱼没吃的”。
长江有3个月禁渔期,给渔民收入带来很大影响。监利等地出台了禁渔期“低保措施”,每人每月约100元。
一些长江沿岸省市还出台一些办法,如江苏南通市给部分渔民颁发《特许证》,可以捕捞刀鱼和凤尾鱼。
荆州市将渔民纳入春季救济范畴,以春荒救济形式给补助资金,平均每船450元。同时引导部分渔民贩卖蔬菜,或介绍他们到其他水库等地协助捕捞。
而据曾晓东介绍,因湿地保护缘故,洪湖水域禁渔期4个月,不过湖区渔民没有任何低保措施。
“我们也希望生活困难的渔民能够得到一定补贴,相对而言,管理成本也会下降。”曾晓东坦言。不过他认为,低保是过渡,让渔民上岸转产转业,才是最佳方法。
上岸后依然艰辛
没地,“前渔民”陈茂金和老伴,给有地的村民打零工。这也是村里其他上岸渔民的状态
曾是专业渔民的陈茂金,离江上岸5年了。
在陈茂金看来,与其说是当地渔政部门协助上岸,不如说是自力更生。
洪湖市渔政局副局长王诗刚也坦言,渔政部门对当地渔民上岸,爱莫能助。王诗刚称,他们也想做一些帮助渔民上岸的事,但没有能力。
主要是资金问题。他介绍,洪湖市渔政部门运行经费名义上由市财政拨付,实际每年经费仅约5000元,而编制内工作人员有31名。“尽管政策允许洪湖市渔政局自给自收,也还只能保证工作人员发工资。”
5年前,成立洪湖湿地保护区的消息传来,陈茂金所在的捕鱼区,正处在禁捕的19万亩核心区。
一直在长江流域和洪湖湖区之间流动捕捞的他,做出了上岸的决定。
之前,陈茂金在螺山镇大堤附近搭了间茅草屋,禁渔期一家就住在那里。
决定上岸后,他借了2万元,把茅草屋改造成水泥房,从此安顿下来。
与他一道上岸的,还有另外25户连家渔船。如此,螺山镇一带,出现了一个新的渔民居住地。村子取了个名字:长江捕捞村。
村里有条不到百米的路。20多栋小房子,大多没粉刷。陈茂金的房子是其中最好的一栋。
两间房,一个客厅。一辆三轮车放在客厅中央,几乎占据了整个屋子。
白天,他用这车打零工,帮人运输货物。晚上,他和老伴柳新喜就住在车上。两个儿子和媳妇分别住了两间房。
今年春节,最小的儿子带女友回家。女孩目睹这一情景后,第二天不辞而别。这让柳新喜深感愧疚。
长江捕捞村占的是另一个村庄的地,村民无法自由改建房子或另建新房。村子定格在2005年上岸时的模样。
随着捕鱼水面的消失,渔业已成为副业。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外出到城市打工了。
如今,陈茂金一家一年捕鱼的次数不超过10次。没有土地,大多数的时间里,他和老伴给周围有地的村民打零工。这也是长江捕捞村其他人的生活状态。
陈茂金房里已看不出渔民的痕迹。不过他依旧保留着两样东西,一个是收音机,在水上生活时陪伴他多年,另一样是船。
拥有船只,意味着他可以继续领取渔政部门发放的1000至2000元的燃油补贴。这是他唯一可享受的补贴。
期待政策解决困境
渔政部门无法帮渔民协调土地。同时,渔民需要技能培训,不然难以开始新生活
尽管湖北各地政府在要求做好禁渔工作的文件中,都提到了要妥善引导渔民转业,不过实施中,缺乏政策及资金方面支持。
丁文香十分羡慕在湖南洞庭湖捕鱼的亲戚,同为渔民,对方分了房子和土地,还办了社保。
据荆州市渔政港监船检处副处长张频介绍,湖南洞庭湖在渔民安居工程中,对上岸的“连家渔船”渔民,由当地政府统一规划、提供宅基地,以财政补贴、部门扶持及渔民自筹的办法解决建房资金。
监利县渔政站站长乔茂荣说,数千户连家渔船,相对荆州及整个湖北省来说,是个很小的群体,省内未出台相关政策来对渔民上岸提供指导和帮助。他说即便想帮助渔民上岸,渔政部门也无法协调土地和宅基地需求。
也有成功上岸的先例。监利先锋渔场的30多户渔民,离开连家渔船后,利用长江故道水域发展养殖,已经形成了一个养殖村。
乔茂荣称,这批渔民是1998年洪灾安置中获得了政府规划的宅基地,而依托长江故道的水域也是天然的养殖场,为他们上岸提供了优越条件。
“但并非所有的渔民都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。除了长江故道,监利县已没有适宜水域面积可以养殖。”乔茂荣说。
“更多的,还是需要渔民自力更生上岸。”洪湖市渔政局副局长王诗刚说,即使渔民上了岸,但没有技能,“甚至种地也不会,怎么继续生活?”
在张频看来,随着这一代渔民逐渐老去,“连家渔船”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消失。上岸工程可以将重点放在渔民子女的安置上,比如就业培训,可以将目光投向养殖业外的领域,妥善安置渔民,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。
他认为相关部门应出台针对沿江渔民上岸的政策。
11月23日,湖北省水产局称,连家渔船上岸的事,也是一直困扰该局的难题。目前水产局在跟省里及具体县市协调,对整个湖北境内长江流域连家渔船进行调研。约半个月后,针对渔民落户、宅基地、生活补贴等问题等,会出一个具体方案。
他们也期待着湖北省或国家层面,能够提供具体政策支持。
对于这些,丁文香等渔民无从得知。
清晨,整理好渔网后,丁文香又划开小船,重新出发去捕鱼。
海事码头附近在进行堤坝加固,为避免落下的小石块刮破渔网,他准备去更远些的地方捕捞。
随着这一代渔民逐渐老去,连家渔船可能在几十年里消失。有渔政人员认为,上岸工程的重点或可以放在渔民子女的安置上,例如培训就业,去除后顾之忧。

刘儒学夫妇和70岁的老娘一起租住在镇上的一间破房子里,每年虽只要1500元的租金,但两口子一年打鱼毛收入只有三四万元,刨去各种支出,一年到头只剩下三四千元。“现在买个地基就得十来万元,一套房子最少得二三十万元,我家祖孙三代打了几辈子的鱼,到现在一间房子都没赚到。”记者了解到,沿江像刘儒学这样没房没地、以船为家的渔家数以万计。

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渔民鲁必华在紧靠江边、属于防洪区的空地上违规建了两层楼房,家里没什么新电器。村里让渔民在防洪区内建了房,有的房子已经成了危房,但办不到房产证,也领不了危房改造补贴款。鲁必华说,自己这个年纪的人压力最大,一年打鱼加上打零工的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,上有年逾古稀的父母,下有还在读小学的孩子,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上千元,只能勉强维持温饱。

农业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201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,长江中下游渔民收入差异大,除上海、江苏、安徽安庆等地部分渔民收入较高外,其他江段渔民收入普遍偏低,少的每年只有1万元。湖北秭归县、宜都市、赤壁市等地渔民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,石首市、洪湖市专业渔民一年收入大多在4万元左右;重庆江津渔民全年平均作业220天,渔民年收入普遍在6万元左右,支出约54800元,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700多元。

中青年渔民愁生计,五六十岁的老渔民则忧养老。68岁的石首市天鹅洲长江故道渔民黄世新老两口祖孙三代10口人挤住在一栋20多年前修的老房子里。除打鱼外,他们平时靠捡种别人的共1.5亩地维持口粮,农闲时到野沟渠里捕点小虾、黄鳝补贴家用。二儿媳刚生了个孙子,可黄世新告诉记者,家里过年后就没买过猪肉吃。“两个儿子不仅没给生活费,还要吃自己种的稻谷和菜。”

“年轻一点的可以到工厂打工,到周边做苦力、打点零工,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只能在家里闲着。”白水港村64岁的刘泽奎说,老渔民们都对养老问题忧心忡忡,养老都靠子女,子女们也多是渔民,自身都难保,怎么能让老人老有所养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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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渔季来临,渔民将渔船拖上岸

5个子女葬不起老父亲,村里没一个大学生

调关镇42岁的渔民周德宏由于家里太穷,老婆在儿子两岁时就离开家庭了。他每年都要请一个人帮忙打鱼。收入本来就微薄,还要请人,周德宏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“没钱修渔具,刚找朋友借了一两千元,每年这个时候都得借点钱周转。”

更让周德宏心里难以释怀的是,去年64岁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,兄弟姐妹5人竟然凑不起几万元的安葬费。石首市渔政局一位干部称,周德宏兄弟姐妹5个,都成家立业了,但因为都是渔民,当时每人凑了5000元还不够,又找他借了2万元救急,这才让老人入土为安。

眼下,正值长江中下游休渔期,洪湖市螺山镇长江捕捞村江边停靠着10多艘渔船,有的渔民在给船底刷漆,有的在整修船顶的篷布,有的在修理渔网,一派热闹的备渔景象。

看到半月谈记者来访,渔民郑伟清热情地拉着我们到他“家”做客。郑伟清一家三口的“家”就是江边停着的一条只有六七米长、一两米宽的小木船,四五个人进来,就没有下脚的地方。记者看到,除了1个电饭煲、1台收音机、2床破被子、1台煤气灶和一些碗筷,船上就几乎没有其他的东西。但郑伟清还是咬牙供儿子读上高中,为此还欠下两三万元的债务。他说:“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,希望小孩能争气考个大学,换个活法,再也不要来江里受苦了。”

由于居无定所、家庭困难,渔民子弟上学难,教育水平普遍较低。郑伟清说,村里100多户渔民,与儿子一起读到高中的只有两人,还没有一个大学生,一般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。石首市天鹅洲长江故道渔民得益于1999年的灾后移民建镇政策,在岸上有了房子,又由于国家级保护区的建设分到了田地,但渔民子女教育问题依然突出,多数只读到初中。

“打鱼真是天下最辛苦的事,一年200多天在江上漂,一天24小时轮流打鱼,吃不好、睡不好,一年到头也捞不到几个钱,还个个落下胃病、风湿病。”洪湖渔民龚小仙说着说着,眼角慢慢湿润了。

“我们是被遗忘的一群人”

多地渔政部门反映,渔民因为生活相对封闭,是当地最穷、最弱势的群体之一,被排挤甚至被歧视。同时,由于渔民的非农身份,生活在农村的渔民往往成为农村低保、医保、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真空地带。这导致这部分人普遍缺乏获得感,上访现象相当普遍。从事渔政相关工作30多年的宜都市水产局副局长刘哲西称,与越来越多的惠农政策形成鲜明对比,除了燃油补贴和禁渔期补贴,国家几乎没出台过惠渔政策,去年刚出了连家渔船安居工程的政策,每户补3万元,相对于动辄数十万元的购房款只是杯水车薪。

石首市水产局副局长谢进说,不少专业渔民居无定所,户口都没地方放,户口挂到地方了也被排挤,无法正常享受低保、社保、医保等相关政策。宜都市白水港村65岁的渔民刘成兵对此心理很不平衡。他说,渔民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,靠水吃水也吃不饱了,却没有享受到多少好政策;国家发展了,很多农民都富起来了,我们的日子为何越过越难?

石首市天鹅洲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张振华说:“我才上任两年,每年都有渔民集体来我这里上访,要求解决生计问题。我们很头疼,只能请求地方政府帮忙协调。”

无鱼可捕,无处可捕

近年来,“长江三鲜”、“四大家鱼”等主要经济鱼类加速萎缩,一些江段已“无鱼可捕”;而随着长江航运和沿江工业的发展,以及长江江豚、珍稀鱼类、水产种质基地、湿地保护等各类保护区的设置,渔民作业空间被不断挤压,一些渔民“无地可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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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西鄱阳湖都昌城西码头,一名渔民在整理收拾渔网

无鱼可捕:靠水吃水已吃不饱

半月谈记者今年3月下旬到湖北省宜都市白水港村五组房前屋后走访,随处可见倒置在地、盖着雨布的渔船。4月1日长江中下游全面禁渔,村里的渔民们却早早收起渔船渔具,停在江边的几艘渔船也卸掉了发动机,并没有趁着这几天没禁渔再多撒几网。

“我现在一年就趁禁渔期结束后打鱼三四个月,刚开禁时一天还能打个10多斤,到了11月后连柴油钱都赚不到,靠水吃水已经吃不饱了。”白水港村渔民鲁必华说。

在600多公里外的安徽安庆,余云保和大多数渔民一样,今年一个月的刀鱼捕捞季只捕到不到5公斤刀鱼,只有往年3天的量。“四网下去三网空,很多渔民都不下江了。”安庆市渔业部门数据显示,4月27日刀鱼捕捞第一天,安庆袁江村两条渔船的渔民共捕获6条刀鱼,每条刀鱼规格不足一两。安庆市农委相关负责人称,今年长江安庆段创下了刀鱼捕捞旺季尾数、个头、重量等多个历史新低,刀鱼产量不及去年的1成。

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一组数据印证了“无刀鱼可捕”的担忧:1973年长江刀鱼产量为3750吨,1983年为370吨左右,2002年已不足百吨,2011年仅余12吨。而“长江三鲜”的另外两种,鲥鱼和河豚已10多年难觅踪迹。

为淡水养殖提供优质亲鱼的长江“四大家鱼”(青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鳙鱼)也在加速萎缩。中科院水生所等多家科研机构的长期监测数据表明,长江中的“四大家鱼”鱼苗出生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300多亿尾降为不足1亿尾,宜昌江段“四大家鱼”的鱼苗径流量已下降到三峡蓄水前的2%至3%。

长江渔业资源逐年萎缩,渔民渔网的网眼随之越来越小、网越来越密。中科院院士、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称,长江现有的渔业资源已经养不活那么多渔民了,无鱼可捕,一些渔民就采用电打鱼、迷魂阵等非法手段酷捕滥捞,严重破坏渔业生态,威胁江豚等食鱼“国宝”的生存,形成恶性循环。在长江中下游湖泊和江边大量存在的迷魂阵,网目仅为0.5毫米至1毫米;重庆江津段的渔船密度和作业强度,已超过其天然水域渔产潜力的3倍。

无地可捕:航运发展撞击渔民生存空间

近年来,长江航道整治步伐加快,长江黄金水道日益繁忙,船舶数量增长迅速,去年长江货运量再创新高,已达20.6亿吨,稳居世界内河货运量头把交椅。然而,航运的繁忙却大大挤压了渔民作业空间,一些地方渔民“无地可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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